总体而言，夏正武绝非那种轻易与人发生冲突的人，但家人有事，他会冲在前面。他承认，有几次“打仗”，都是为了外甥谢学文。
几年前在加油站，有个小子不好好排队，还赌气撞了谢学文的车。他勃然大怒，呼叫老乡支援。当时已至下半夜，大家都不接活了，一路飞驰过去，“所有的红灯我们甩都不甩它”。
情理都站在他们这一边，十几个人把加油站一围，下车就把那人给狠揍了一顿，一哄而散。后来警察来了，问是谁打的。谢学文回答，都是路见不平的，不认识，打完就走了。他最后赔了500块钱。
“我们都是输钱不输气的。”夏正武承认他也动了拳头，“老乡不帮老乡，谁还帮你呢？”
“司机这个群体你管不好，他们就是一群流氓。你管得好，他们能变成有用的人才。”汪国平说。
他的方法是把夏正武任命为队长。与出租车行业的队长不同，这个队长需要亲自出车，也不可能“打开抽屉”。他没有什么实权，更多近乎一个荣誉，以及沟通的桥梁。在这个现有约80名专职司机的公司里，有十几个人都是夏正武带进来的，甚至是他的亲戚，他的声音至关重要。
“如果老汪说，可能别人并不会相信，因为他是老板。我不是老板，我跟你们天天住一起的，不可能害你啊。我从来不说假话的。”夏正武说。
在法律关系上，滴滴平台与专车司机只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并无日常交集。为了最大化调用资源，平台的奖励政策时常变动，一些沟通上的误差难免产生，而一旦控制不当，可能演变为司机与滴滴的冲突。但至少在汪国平的专车公司，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
汪国平的公司里另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人，是贺军。他在大望村攸县人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而且，他的3个侄子也都进了公司。他没有获得队长一职，私下里他也会说，“都是因为老汪怕我造反”。但千万别把他想象成狠角色，现在的他深具亲和力，公司里谁都可以叫他“肥仔”——他喜欢被人这么叫，只有3个侄子不能。
“肯定要叫叔啊，辈分不能乱。”28岁的贺熊说，早年间他也跟过贺军一段日子，学煲瓦罐汤。
最早加入的侄子是贺背。过去几年，他在佛山帮父母看店，本想去广州开出租，贺军召唤他——欠他母亲的5000块钱早还了，他就回归了。现在，他就住在贺军家里，独享三居室中的一间，来客人就睡客厅沙发。
贺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这个，贺背是他小时候用的原名。但贺军依然这么叫他。他是看着侄子长起来的。“生他的时候，他妈差点死掉，背出来去医院的，所以叫他贺背。”贺军说。
贺熊之前在广西开了3年家具店，生意垮了，亏了80万，才决意投靠叔叔。目前他和贺背都有了自己的专车。第三个侄子5月底才来，车还没发到手。
贺军的餐馆成了侄子们的食堂。每天上午出车前，他们会在这里吃碗米粉，其他时间赶上饭点，也一起吃饭。当然是免费的。
贺熊初来乍到，贺军为他担任起向导，带他在村子转。他提醒侄子，他所住的区域比较乱，“打牌的都在那边”。
与许多城中村一样，大望村自有看不见的江湖。这些事情贺军一清二楚。早些年，地下赌档与放高利贷的营生被东北人的帮派控制。上百个河南人也住在这里，负责给龙岗与平湖的迪厅、夜店看场子，到了晚上就一窝蜂地出去了。现在，大的帮派都不在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放高利贷的小混混。
走在村里的路上，一辆车迎面开来，车里的人探出头向他打招呼。车驶过后，他轻声说道：“那人是个放高利贷的。”
他早就对那些人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如果你敢借给我侄子，我一分钱不还你们”。
侄子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出车，两三天难得见一次面，但只要碰到一起，他就会问起每人的业务量。“3天只做1000多元？”他对贺背的成绩很不满意，“上周还跑了7000块呢。”他怀疑侄子们又去聚餐了，“耽误时间”，他嘟囔着。几周前3人就曾先斩后奏，过生日喝酒去了。
他每天查岗，在微信里看侄子们有没有回话。如果没有，就直接打电话。他订下规矩，看见他的未接来电，必须马上回复。贺熊曾因回复不及时被他愤而拉黑。
有一次，贺熊的同学来找他玩。他就没有出车，约上贺背，几个人把手机一关，去宾馆打了一天牌。晚上回餐馆，贺军将他们拦在门外痛骂：“如果你们这么瞎混，全部滚出去。”原来，他通过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查到侄子们的位置。“定在那里没动过，肯定在赌博。”
他不想侄子们走他的老路，“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容易沾上赌博。从打小牌开始，输了钱，旁边马上有人借你高利贷”。
实际上，他们只算远亲。在攸县农村“贺家组”的56户人里，低一辈的贺姓男丁都是他侄子。“不单单开滴滴他才管我，他就等于我们亲叔一样，全部要管，包括与老婆吵架。”贺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