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4岁的少年贺军带着几十块钱只身闯深圳。在餐饮行业，他在曲折中一路上升，成为厨师长，获得股份，最多时手下带着200多人。他身上有股野蛮的生命力，粤菜原本是他的专攻，但因为湖南人身份，手艺再好也难被认可，才半途改学湘菜。“我以前家里很穷，钱都是自己赚到的，没人管到我。”他自称是家里的土皇帝。2007年时他最志得意满，在深圳的几个不同地方都开有餐馆。
但也正是那一年，他开启了一段此后困扰他七八年的地狱之旅。他沾上了赌博。
麻将、骰盅、牌九，乃至香港的跑马，什么都赌。他的瘾越来越大，后来是去澳门赌场的贵宾厅。当然是输多胜少。开在西丽的一个餐馆，在一场麻将中作价320万元输掉。而输得最大一次是在澳门，十几个小时里，他先是赢了260万，但竟不收手，直至输掉500万。当时他身无分文，收债人给他买了船票，押着他回深圳。另一座酒楼因此被抵押掉了。
输钱的事情传回老家。他父亲赶至深圳，追问他到底输了多少钱。他死咬住不说。“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输了多少钱不用你们管。反正我也给过你几十万。”他对父亲说。父亲气得半死，当晚就回了老家。
至2009年时，他所借的高利贷利滚利已达300多万元，而他身上只剩一百多万元现金。他对妻子说，这些钱你拿走，我们离婚吧。讲了几次，妻子始终不愿意离开他。
债务终归是要面对的。他把所有放高利贷的人约到一起。“利息一分钱没有，本金我慢慢还。如果不同意，就一分钱不给了。”按原约定，300万的欠债每月要还45万利息，他根本还不起。他横下一条心，如果来硬的，就做一辈子的混混。
对方唯有同意。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市井生存的经验，借债时在借条上写明本金与利息，而非笼统一笔账，这样高额利息就不受法律保护。此时，他只剩下大望村一家店，另一家亟待装修的店因现金流断裂而变卖。
此后他用了整整4年还清这笔赌债。连续4年春节，他都没有回过攸县。“因为没有钱。我们那里讲究排场，过年要放炮。”
这些听起来惊心动魄的故事，贺军讲述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某些情节反而缺少戏剧化。比如他说到，当他提出离婚而妻子拒不应允时，两人一滴眼泪都没掉过；输掉几百万的那些夜晚，他也没有失眠，倒头就睡。
但他还在赌。澳门去不了，就在村里赌小钱。昔日白手起家的攸县之子，沦为故乡的反面教材，一直追随他的侄子贺背也走了——他当时尚欠贺背母亲5000元。“以前总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当我倒霉的时候，他们都离开了。”他说。
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理解他的转折——真正让他决定金盆洗手的，不是一场灭顶式的大败，而是亲友乡邻的催债压力。全是小账，“你那里几千，他那里几千，我觉得很烦了，给我压力太大了。我才戒赌”。
2015年中，村子里渐渐有人开起滴滴后，贺军也加入了这股潮流。最开始是开快车，后经人引荐，进了汪国平的专车公司。赚钱在其次——他的餐饮生意大有起色，在受访的夜晚，他刚刚送了700份盒饭到会展中心——重要的是，把零散时光全部消耗掉，就不会想到赌。
“我想把我的人生改变。”贺军说。
每晚他在后厨帮忙，饭点过后没那么忙了，才开车出去。但不要以为他对自己没有标准，每次出去哪怕再晚，至少要赚到500元才回家。
为了符合专车司机的着装要求，他买了两套以前从没穿过的衬衣西裤。这种装束并不能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也算不上舒服，“我肚子大一点，白衬衣就有点绷”。但就像变装的超人，他投入到那个崭新的角色中。车厢备有T恤和短裤，收工时他会在车上换掉。
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在大望村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变得封闭而沉默。旧时生意伙伴都身家千万，他被抛在了最后面，感觉不好意思一起玩了。而攸县“的士佬”呢，他们并不在一个圈子里。
现在，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因多年来在村中的“江湖地位”——也是顺应本人意愿，他担任起名为“赏罚群”的微信群群主，管理账目。按公司规定，司机每次被评为一星，罚100元，如果全天没有3星及以下的评分，汪国平奖200元。利用这个小金库，公司组织活动与聚餐。不久前，司机们还一起去了趟大梅沙。
至少按贺军的说法，从前的老板朋友，没有因他去开专车而嘲笑他，“他们说我变了，不是以前的‘肥仔’了”。
滴滴不是万能药。把贺军从赌徒命运中拯救出来的，是他自己。而他的妻子，当然还是原任，依然在他的生活里。
只是在某些时刻，过去的痕迹仍会不经意流露。比如，当谈及当日跑到的一个金额较大的订单时，他用的是牌桌上的话，“手气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