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改革的，是通过加快简政放权给基层松绑。基层单位喊累，称事多，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不妨问一句，这些事因何而来？媒体的报道里提到了两个例子：一是某街道办事处共有207个窗口，约300名工作人员一年提供32万余件的行政服务，庞大的数量算起平均数却是人均每天处理5.9件，而且最多者和最少者相差78倍。二是人大代表张育彪三年前在全国两会的发言，称一个社区工作站挂了66个牌子。今年深圳两会，过百名人大代表联合呼吁“简政放权”，领衔者之一的郑学定认为这是改革中存在“中梗阻”现象，“最后一公里”还没有完全打通。“最后一公里”是哪里？就是社区、就是街道；为什么会喊累？“中梗阻”的层层加码作用明显。
再者要改革的，是需要推进互联网+，用大数据解决政府职能的条块分割问题。一面是基层超负荷，一面是老百姓办事难，现在一个孩子读书要去五个单位开五张证明，媒体报道引用研究者的话称，相对独立的政府职能部门，在客观上形成了基层工作的机械分割。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应该采用大数据管理，让数据取代群众去跑腿，这也将直接减少基层的日常工作量。
基层治理的求解，既需要内部的体制改革，也需要外部的改革创新。谈起放权，一般人都以为这是政府的事，但是细细想一想，政府转移部分职能在技术上并不复杂，社会组织能否接棒填补空缺却是现实问题。就以本报昨天的报道为例，民治办事处称近八成的社区矛盾发生在业主和物业之间，调解工作两头不讨好，但在报道中，业主委员会这个关键角色却不见踪影。可以说，尽管深圳的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然而距离实现社会管理多元化，无论在量和质上仍然有着亟需填补的空间。
关于深圳的描绘，今年多了个词，叫超大型城市。超大城市，体现了深圳发展的速度之快，也意味着基层治理的压力之大。基层治理跟不上深圳速度，是典型的深圳式难题；在改革创新中释放活力，同样是典型的深圳式解法。为什么要冠以深圳式的前缀？因为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获益的并非只是深圳一座城市。（评论员 钱飞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