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刚表示,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工作起步晚,精细化治理手段还比较薄弱。由于公共安全保障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传统的治理手段和应对措施的专业化、系统化程度不够,目前各城市缺乏运用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手段对公共场所密集人流进行动态监控,以及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和干预机制。
卢文刚说,不同地方公共场所面临的风险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都是非常具体化的,比如,公共场所室内和室外就有不同,要对公共场所人流量、场所面积、疏散通道、预防措施、应急救援处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公共安全专业人才匮乏
卢文刚表示,近十几年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专业化水平仍有待改善。首先,城市的公共安全是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多个单位协同配合的,包括公安、城管以及旅游局等在机制上要更好地协调起来。没有很好的协同机制,以及平时多次应急演练,真正遇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很难执行到位、落到实处。
其次,受到公务员招考体制、编制等因素的影响,如何确保政府能够引进公共安全专业性人才也是急需破解的难题。
除了政府以外,公共安全治理还需要商家、民间组织以及公众力量,协同合作。深圳市安防行业协会主席杨金才表示,在公共安全领域,目前并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力量,为安全评估机构提供发挥智囊作用的机会。而在大型活动场所安全方面政府没有向社会开放购买服务。公共安全又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政府部门恰恰缺少专业性人才,民间组织中的专家力量刚好可以缓解这一矛盾。“现在大型活动的举行,虽然主办方都会向公安机关提交应急预案,但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这些预案是不是又真的能够发挥作用呢?”杨金才说,个人呼吁举行公共安全城市大讲堂,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切实地明确公共安全工作究竟谁去做、怎么做、如何把资金用在刀刃上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深圳商报记者 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