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8年，我在珠海参加国际航展时，看到了许多高精尖的产品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但是我们国家还落后别人一大截，令我特别受到触动，就在想深圳人如何能跟国家利益联系得更加紧密一点，体现我们的骨气。
当然，我们渴望在深圳发展国防高科技产业，并不仅仅由于南航与生俱来的军工基因。另外一方面，航空等国防工业作为国际公认的最具发展潜力、产业链最长、产业关联度最大的高技术产业，从计算机、通讯网络、航天航空、核工业到先进制造业等各个领域，无不和军事工业有联系，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拉动了各个行业的发展，对民用经济部门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且我坚定地认为：深圳企业积极参与航空及军工电子产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项目，是一个大方向和新路子，如果发展得好，会连带推动一大批高技术和新产业集群的崛起。
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南航还是一个靠做汽车电子等民品快速增长的企业时，我心里就开始盘算航空及军工电子产业的布局，在高端产品领域实现两条腿走路——做民品创效益、做军品树形象。
为此，我曾多次到北京向国防科工委和中航工业集团表明南航“航空报国”的志向和“参军”的决心。这一要求在当时出人意表，因为国家布局军工产品具有高度的机密性，能做军品要有“四证”（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国家保密体系认证、军工生产许可证和军队武器装备资质认证）。当时的深圳没有“四证”体系，也没有军代表体系来监控和协调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想做军品谈何容易？因此，有人劝阻，还有人表示怀疑，还有人泼冷水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做军品？想做这个没门，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如果南航能搞出军品，我用手板心煎鸡蛋！”
不过我并不灰心。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思路我有了，技术基础也有，思想准备也做好了。我在等待时机的同时，密切地关注着前沿尖端军事产品的发展趋势，还时不时出去调研，心里对未来产品的预判和构思越来越清晰。可以说，从1992年到1998年间，我们都在蓄势储能，并且舍得投入成本来升级我们的产品生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