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美学家布洛克夫妇来深大演讲，与胡经之（左一）合影留念。
叁
我和副手章必功、景海峰、张卫东等商定，把学科方向扩大，把文学比较扩展为文化比较，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办学方针为：沟通中西，应用为主
推人文学科建设
来到深圳的第3年，我又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1984年我到深圳时，王学珍正提升为北大党委书记，张学书不仅是副书记，而且又兼任了第一副校长。张学书虽同意我到深大支援发展新兴学科，但一再叮嘱我只去3年，重心还要在北大，然后回来。到1987年，他一看见我，就敦促我快回北大，别再去深圳了。
那年元旦，我到清华园向张维院士拜年，从而有了一次长谈。他知道我一直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而到深圳之后，很快适应，精神振奋。这位慈祥长者衷心劝我，留在深大罢，继续为发展人文学科多作贡献。
也就在这一年，北大中文系主任严家炎从美国讲学回来，很快就代表学校找我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要我尽快回到北大，并为北大争取设立文艺学博士点。因为家炎乃我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同窗好友，可以推心置腹，我就向他说了肺腑之言：我已喜欢上深圳，不回北大了，请他向王学珍、张学书致意感谢。家炎看我去意已决，也就不再阻拦，答应把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王岳川留下，继续在北大发展文艺美学这一专业方向。
从此，我就定居于深圳，不再飞来飞去了，从而可以安下心来，专心于人文学科建设。此时我开始设身处地为学生想：这样的学科设置适合经济特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吗？
我和当时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林祖基在银湖等地开会时多次畅谈深大的人文教育。林祖基对我坦诚说道：在深大要发扬北大的人文学术精神，这是大好事。但如何能发扬好，还是要多动点脑筋，考虑好如何和深圳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深圳要向外向型的国际化城市发展，急需中西通的通才，专业不要分得太细、太专。
我觉得他说得在理。经过反思，我和副手章必功、景海峰、张卫东等商定，把学科方向扩大，把文学比较扩展为文化比较，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办学方针为：沟通中西，应用为主。这在当时乃是深大首创。我又在国际文化系开辟了不少新的专业方向，如大众传播、对外汉语、旅游文化等。后来，吴予敏把大众传播专业发展为传播学院，郁龙余把对外汉语专业发展为国际交流学院，景海峰主持的文学院在中文系之外，又建立了历史系和哲学系，令人鼓舞。
过了“耳顺”之年，我本可以退休了，但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我为深大建校以来自行产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不能就此退休，就由此而延长了11年，培养了10届文艺美学博士生，到71岁时才告退。我稍感欣慰的是，在我即将退休之前，还与暨南大学原副校长饶芃子合作申报，为华南争取设立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到了新世纪，中山大学也被增设为文艺学博士点，我有幸被邀，又在中山大学招收了文艺美学博士生，再次出了点菲薄之力。只是我有点愧对北大，有负家炎师兄当初的一番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