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深大中文系成立举行招待宴会，胡经之进行讲话。左一为乐黛云。
贰
当我把深大邀请我们去的消息告诉季羡林和杨周翰时，他俩都大加赞赏，热忱鼓励我们去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启国际文化交流
回想当初，深圳最先吸引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便于构筑国际文化交流的理想平台。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决心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向世界开放。多年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积极响应，早在1980年就和杨周翰、李赋宁发起在北大迅速建立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有效机制，并于1981年1月在北大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但在当时的北京，国际文化若要进一步推进交流，还是困难重重，手续繁多，中国学者要出国，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我把深大邀请我们去的消息告诉季羡林和杨周翰时，他俩都大加赞赏，热忱鼓励我们去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通力合作，推进国际文化学术的进一步交流。
北大的这一期待，不仅符合了我们的学科发展需要，也切合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经济特区创办的目的，是要向国际化城市的方向迈进，开拓国际文化交流，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一到深大，在创立国学研究所的同时，立即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这属国内首创。1985年，在邓小平手书“海上世界”的明华轮上，举办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年会，近百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云集深圳，这是深圳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创举。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以及美、法、日等国的比较文学学会主席，都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季羡林和杨周翰也亲来出席此次盛会，分别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和主席。
国学研究所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1985年，汤一介在此主持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交流，海外学者杜维明、魏斐德，上海学者王元化、朱维铮，北京学者庞朴，武汉学者冯天瑜，广州学者张磊、袁伟时等都来到深圳，引起了文化学界的关注。
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一次盛会，乃是在1986年召开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国内外竟来了100多位学者和作家，盛况空前，且首次迎来了不少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更远的美国、澳大利亚也都来了人。这次盛会，甚至吸引了市政府的关注，当时即将调任海南省当省长的梁湘和副市长邹尔康，都兴致勃勃地赶来深大粤海门，坐在听众席上恭听海外友人讲说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发展现状。
之所以能在经济特区草创之初就如此顺利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倒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能耐，而是因为较早地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得风气之先，适度超前，先行先试。当时，北京的国际文化交流渠道尚不畅通，深圳却得天独厚。海外人士只要持有到香港的护照，就可直接从香港入深圳“旅游”，不必再到北京办签证。当初市政府忙于八大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尚未来得及抓软件建设。而我们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在深大先走了半步。从此一发不可收，不时举办国际美学研讨会、西方文艺理论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因为恰逢其时，因而显得一枝独秀，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