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在中国国情下的教改探路
晶报：南科大是一种办学模式，新学期开学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由福田区政府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办，又是另外一种模式，它采用公立学校委托管理、独立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的方式，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不久要在深圳招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直接“移植”了理事会制度，请您比较一下这几种办学模式的内涵有何异同？
朱清时：我觉得中国教育界最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要办实事”，能够迈出实际的一步。过去长时间内，中国教育问题都停留在口头争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明德学校迈出这样的一步，是值得欢迎的，他们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还不敢预期。港中大（深圳）因为是延续了香港的办学模式，所以它不存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问题，比较单纯。但这种模式在内地如何推广，还是一个问题。南科大尝试的是在中国国情下办一所高水平大学，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高校改革都要面临的问题。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与港中大（深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在办学过程中可能少了很多困难和麻烦，在改革的意义上，不如南科大的教改试验牵涉面广和具有可推广性。
晶报：记得有教育评论者指出，目前一些承担教改使命的学校，只是在内部建立了现代学校制度，却并未解决“外部问题”，比如政府不再继续向学校放权，或者教育的评价体系未得到相应改变，这可能是教改面临的外部困境。在这种困境下，如何寻求教改的突破呢？
朱清时：我们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进行教改实验，发现了很多突破点。事实上，我们是“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比如我们在大学阶段做启发式教育，唤醒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可是成果是有限的，因为好奇心和求知欲已经被损毁了，要想恢复它是很难的。我们希望“理事会治理下的校长负责制”成为办学的制度条件，学校不再由政府的行政机构来管理，希望校内形成一种教授治校的环境，让学术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心。这些都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在一步步地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项事业。只有中国的大学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中国的大学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