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企业外迁，职场遇“天花板”

外企中国高管众生相

秦坤今年36岁，重庆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企工作，十余年的环境熏染，让他成为一个目标清晰、职业规划非常严谨的经理人。他微微发福，语速很快。

在皮勒（Piller）公司工作以前，秦坤在两家美资企业有8年的工作经历，一家是Emerson（艾默生），另一家是Kohler（科勒卫浴）。他从第一家公司跳槽时做到了销售经理职位。

2013年，秦坤又从Kohler中国华南区销售经理的职位上离职加入皮勒公司——公司创建于1909年内，是一家家族企业，在不间断电源解决方案领域最为著名，产品主要用于机场、船舶、银行、数据托管、信息技术及通信领域。

秦坤决定跳槽的原因很简单：新公司提供了无法让人拒绝的薪水并且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

目睹400多人工厂迁往越南

“当年，欧美市场不景气，皮勒在欧美的销售额直线下降，经济形势严峻，皮勒公司管理方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招聘中国员工，开拓市场。”秦坤说。在秦坤看来，在2013年以前，皮勒的管理层对中国有偏见，认为中国人不按规则办事，市场危险，不敢贸然进入。只是在新加坡设立亚太总部，在中国开展的业务则少之又少，最大的一个项目是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的电源装置解决方案。

两年来，秦坤的德国上司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后悔——进入中国市场太晚了。

此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改变，以低成本、廉价劳动力取胜的附加值低的外资制造企业不断撤离中国，前往越南、柬埔塞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工厂。

今年上半年，诺基亚在东莞的一座做功能机的有400多工人的工厂迁往越南。7年前，建厂之初，工厂的电源装置设备是从德国皮勒工厂直接运送过来的。一个叫Frank的中国高管，在诺基亚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随着工厂外迁，他必须做出选择了。

Frank曾向秦坤说过自己的处境：老婆孩子都在深圳，不希望离开中国，但是不离开的话，如何找到下一份满意的工作也是问题。工厂搬迁后，秦坤与Frank没有了业务往来，两个月后，当他再打电话过去时，号码已经成了空号，Frank的朋友圈也一直没有更新……

美国企业与德国企业的文化差异

2013年，当秦坤从第二家美国企业离开加入到新公司时却突然感到了不适应——一切都太慢了。在美国公司里，一切都是激进的，主管会计算员工每天的业绩，对于市场份额的占有野蛮而霸道。

而在Kohler，这一切都变了，秦坤花了半年的时间来接受这种改变。德国人是古板而又严谨的，他们严格遵循企业规则，在什么时间开会这个问题上，德国主管都会顾及每一个人的时间。

秦坤也是第一次在这里体会到职业平等的真正含义。

在一次去德国工厂考察时，流水线上的一名老工人，按照同一道工序，30多年如一日从未改变。老人拿出年轻时的照片给秦坤看，指出照片上的老厂长、前厂长、现任厂长，像说自己家的邻居一样。实际上，老人和他们就住在一个镇子里，每天见面打招呼。除此之外，老人还是当地镇上的消防志愿者，当他接到任务时，他可以离开岗位，公司照样给他开工资。这在秦坤看来，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共享，当企业成熟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

秦坤的一名德国同事一开始做研发，薪水高又轻松，突然有一天他转岗去做售后服务了，全球各地跑，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转岗去流水线上做了普通工人。作为中国人，秦坤一时无法理解德国男人的做法。在中国，只有人往高处走，但看着同事每天乐呵呵的样子，秦坤也理解了。

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外企工作久了，秦坤的生活也被逐渐西化，开始接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说话不再绕弯子，把工作与生活分开，周末的时间就全身心用来陪家人。

“但在外企工作也有一个坏处，大部分外资企业都是专才专用，一个员工就是一颗螺丝钉，人很容易被固化。”秦坤算的上挺有远见的人，他本可以在第一家公司一直做下去，但他选择了在自己看来技术上更领先一步的公司。“是整个大环境迫使我这样选择，当一个公司不再以压缩人力成本才产生效益时，它就是有前景的。”秦坤说。

从一个外企去往更具前景的外企，是秦坤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他今年36岁了，他的很多同学在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选择了创业，他迟迟没有行动。

这份工作对秦坤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每一个产品的价格在1000万元左右，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有国产的同功能的产品，价格却只是我们的一半，那他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两年来，秦坤的工作并不是特别顺利，他每天去往不同的银行、机场、提交一个又一个的方案……虽然公司没有明确的业绩要求，但是秦坤一天也不能闲着，他必须要做出一些成绩来证明自己。

采访当天，恰逢冬至，深圳骤然降温。一个小时的采访里，秦坤接了3个电话，都是关于工作，聊完后，他匆匆下楼，回家陪亲人吃饺子。（深圳晚报记者 张金平）

延伸阅读

44岁再次“离厂出走” 卖掉房子重新创业

曾担任日企中国高管的袁晓，策划两年离开工作10年的企业

袁晓今年1月从工作10年的日企辞职。

袁晓没有秦坤那么幸运，他们没能跳槽到更好的岗位，他必须要从自己工作10年的日企离开，为此他策划了两年。

袁晓已经44岁，做到副总经理的职位，他不想去东南亚，在深圳也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10年里，袁晓有过多次犹豫，每次他一想到要离开，要么恐惧自己会活不下去，要么就是被意外的升迁或外派所安抚。

到今年1月份袁晓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他工作了10年的部门被拆散，员工分流到其他部门。布吉五六千人的工厂在两年前已经拆了，东莞的工厂在裁员，马来西亚1万人的工厂正在建设。

第一次“出走”从30岁开始

袁晓第一次“出走”是14年前的事了。

袁晓30岁以前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宜昌县城。那时候，他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

他从1992年开始工作，先在药厂里干了两年，又在自来水公司做了五年。“那种日子一眼就能望到头，跟养老一样，每天就喝茶看报纸，两天就把一个月的活儿干完了，这放在50岁是一种享受，30岁就是受罪，大把的光阴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袁晓说。

跟深晚记者说这些话的时候，袁晓已经44岁了，他几个月前从工作了10年的日资企业辞职，然后创业做运动功能型饮料。袁晓不只一次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如果1999年的时候，他没有从自来水厂毅然决然地“出走”，他现在会是怎么样？

当袁晓决定离开自来水厂的时候，他在当地很有威望的父亲，曾大声对他吼叫——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挤破头想进来拿这个铁饭碗，而你却扔了！

在宜昌工作的7年时间里，袁晓不快乐，因为父亲的原因，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对他有偏见，每天都忍受着冷言冷语。袁晓一直很听父母的话，包括自己的婚姻，他在父亲的要求下结了婚，有了儿子。

在袁晓离开宜昌后，他离了婚，到现在一直独身，每个月给儿子寄抚养费。

学3年日语，终于进了日企

袁晓最先去的是成都，那是2000年的冬天。

他去了一家叫《科幻世界画刊》的杂志，做美编，然后他觉得自己需要学一门技术有一技之长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他去四川大学学习日语，半工半读一年后，他又辗转去往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学习，半工半读两年，先后拿下了日语一级、二级证书。

这时候已经2003年了，袁晓又回了一趟老家，呆了一年，还是呆不下去，他觉得需要把自己学的日语派上用场，就来深圳了。当时的袁晓几乎与自己原本的家庭决裂。

在深圳，袁晓没有任何朋友，当时他只明白一个道理，人应该去人流量大的地方。

袁晓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叫北村日海（中日合资）的公司作翻译，第一个星期，他被派到观澜，四周都是工地，住在帐篷里，连路灯都没有，有一种被扔到乡下的感觉。虽说是作翻译，但当时袁晓身边却一个日本人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10天，袁晓就被派往日本出差了，当他回到老家办理护照时，那些年少时与他认识的人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他们都来好奇地打量他。

在去日本的3个星期里，袁晓对日本唯一的印象就是干净，连工厂车间都一尘不染。那时候袁晓什么都不懂，只是跟着领导的脚步走，领导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他已经34岁了。

回国后，袁晓升职做生产线主管，然后又被调往其他部门做产品开发。一年后，他从这里辞职，去了柯尼卡美能达（专注于复印机打印机产品），一做就是10年。

从S到M的进阶

去柯尼卡美能达面试的时候，当时的主管看过袁晓的简历之后摇摇头，准备直接叫下一位。但是，袁晓很机智地直接用日语跟面试官进行对话，他就这样留下来了。这与他去前一家公司面试的经历几乎一样。

日资企业的升迁有一套严格的流程，一个员工从入职起要经过从S到M九个阶段才能成为管理层，这大概需要花10年的时间。企业采用终生聘用制，只要不违法犯罪，员工不主动离职，哪怕做得再差，公司不会主动让你离职。

袁晓当时负责的是采购，有一件事让他记忆深刻——当他发现竞争对手佳能也是自己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后，他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日本同事告诉他，这种情况在日本非常常见。在台湾的一次考察中，他曾经向一家优秀的企业给同行业另一家企业做供应，但遭到拒绝。这两件事形成的对比，对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冲击。

2008年3月，袁晓以普通员工的身份被派往日本，在这之前，他向自己的上级口头表达过想辞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太细了，将来不好找工作。正在磨蹭之际，公司派他去日本工作，袁晓接受了。

去日本之前，袁晓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之后才发现与他当初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没有人会教你。”袁晓说。

在这期间，袁晓接待了一家来自中国的供应商访问团队，他们是塑胶零部件供应商。当时领队的主管说，希望能到日本的工厂看看，而日本的主管则说，我们的工厂在东莞石龙镇。而中国来的访问团队，本就是东莞工厂的供应商。

一家日资企业，工厂却在中国，日本公司只负责设计和研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人就把工厂迁往中国，日本总部原本有1万多员工，2009年只有5000多了。

2010年4月，袁晓回到深圳，升为主管，2014年，袁晓升为采购副总经理，有了自己的房子。

然而，这4年里，事情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4岁时的第二次“出走”

2013年，日本管理层决定撤走深圳布吉一家五六千人的工厂，迁往马来西亚。与此同时，袁晓所在的部门开始分流，高级经理走了，这时候袁晓已经在考虑离职，但是他被说服了。到2014年，整个部门被撤，袁晓申请去越南被拒绝。

“中国的工厂迟早要搬走的，这种恐慌对做到高层的我们无处不在。”袁晓说。2014年，公司在东莞、无锡的工厂大幅裁员，把生产的重心放在马来西亚，目标是建成一座能容纳1万人就业的工厂。

从那时开始，价格优势在国内的市场上已经越来越弱了，公司大幅缩小在中国的工厂规模，采购部门最先受到这种移动趋势的冲击。这时，管理层会希望袁晓这样的高管主动提出离职，因为他们都拿着高工资，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40岁、50岁是一道坎，这个年龄在外企没有做到最高位置，基本就没有机会了。”袁晓说。2015年1月，袁晓正式辞职，从工作了10年的公司离开。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变化，而对于整个复印打印行业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波澜。

在袁晓看来，整个10年里，这个行业其实没有跨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创新都是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降低成本，比如：在更短的时间内打印与原来相同数量的纸张。

袁晓走的时候，部门的大部分中国员工都听从安排去了其他部门，或者分流到更低的职位——人们似乎已经无法做出选择。

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大部分收入，袁晓都汇给了前妻和儿子，他自己只留很少一部分。他说，他小时候没有得到父亲的爱，现在他想把全部的爱给儿子，他用工作的钱支付儿子去上贵族学校，几乎答应儿子所有的要求。“儿子明年高考，我竭尽所有能力给他最好的。”袁晓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袁晓是对的，儿子很叛逆，他不忍心去教训他。袁晓一直很恨父亲当初对他的严苛，一直到今天，年迈的父母一直希望他回宜昌，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拒绝了——这似乎是命运的连接。

袁晓没有再婚，这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在日本两年的时间里，他发现日本人都是各过各的，他们也挺好。他说，想结婚的人都已经结婚了，没结婚，是因为，其他的需求在婚姻的需求之上。

“创业之后，才体会到真正为一件事付出是什么感觉。”

4个月后，袁晓卖了房子，选择了创业——做一款运动功能性饮料。今年1月，在上海，袁晓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吴连华，当时吴正在找项目，两人一拍即合。

袁晓是跑步爱好者，吴连华也是，他们一致认为，运动人群是一片很有潜力的市场。基于袁晓做过与化学相关的工作以及在日企供应链上的管理经验，吴连华选择与他一起合作。

在日本的时候，袁晓曾经参加过青梅县的30公里长跑比赛，名字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他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回国之后第二年，袁晓参加了当年的广州马拉松。现在，袁晓把跑步与自己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他对他现在做的事笃信不疑，半年以来，他几乎没有周末。

袁晓很感激在日企的那10年。“日本人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教给了中国员工，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积累袁晓又用在现在的公司管理中。

在日本时，公司只有袁晓一个中国人，彼此之间很礼貌，不会抱团，除了同事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交际，最多就是节日的时候寄一张贺卡问候一下。“那时没想过快不快乐，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要赚钱给孩子。”袁晓说。创业之后，才体会到真正为一件事付出是什么感觉。此时，袁晓已人到中年。

袁晓看起来是一个寡淡的人，穿简单的运动上衣，棉布长裤，身形瘦削，脸上棱角分明，跟人说话带着不容亲近的礼貌。

袁晓经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他也接受了，他经常回忆起在日本的时光，想起他曾经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从东京搭高铁去丰川，中间倒了5趟车，一个人一路靠窗欣赏风景。（深圳晚报记者 张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