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培森和家人在一起。

在日本留学期间，斯继唐（右一）和家人在一起。

深圳新闻网坪山讯（记者 潘 咏 文/图）说起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谈上海。

那个年代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对于那个时代最直接的印象，往往来自于一些旧照片，或是一些小说、影视剧所提供的表象。灯红酒绿、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暝色软风中买醉销魂；跑洋行的买办，穿旗袍的太太，在教会学校读英文的小姐，留学回来的少爷纷纷粉墨登场；抑或是汇丰银行、圣约翰大学、百乐门夜总会、仙乐斯舞厅背景……这些都成为人们对这个曾被称为“十里洋场”、“东方巴黎”、“花花世界”、“欧陆风情”的记忆中的碎片。

最近，一本名为《金城往事》的小说，却以中日金融战为背景，让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体味那个时代的汹涌澎湃、跌宕起伏，去感受那个民族危机的时刻国格所带来的力量。

创作源自 家学传承

《金城往事》一书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在政治与军事较量之外，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金融争夺战。金融天才李杰华从美归国，与上海金融大鳄约战棉花期货，一举成名，并结识了一帮亦敌亦友的金融界人士。李杰华的才干引起了中日双方高层的注意。为了民族大义，李杰华被委以“上海金融专员”之职，中方高层与他都希望能用专业金融技术扭转中国濒临破败的经济局势。同时，日本派出另一位顶尖高手与之对战，历经期货、股票、地产、贵金属、外汇、国债六场大战。《金城往事》以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回溯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金融界的仁人志士为保卫民族资本、祖国经济所做的英勇抗争。深度透视了当时政治局势背后的经济线索，展示真实世界和金融现象的交互反应，运用文学手法剖析金融殿堂之神秘。

上个世纪30年代是中日军事外交剧烈冲突的阶段，是中国政治的大时代也是中国金融的大时代，“《金城往事》的时代背景正是这个特殊时期，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场政格、商格、国格的较量中，我们并没有落于下风。”《金城往事》作者斯培森告诉笔者，之所以他会选择这个主题，绕不开斯家的家族传承。

身为坪山新区机关干部的斯培森，其祖父斯继唐是章太炎大弟子黄侃的门生，上世纪30年代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考古和金融。斯培森的祖母张承慧则求学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文学，师从有“日本的屠格涅夫”之称的佐藤春夫。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斯继唐携妻从日本回国，任职上海金城银行总行调查室主任，从此便运用租界民营银行平台，收集和分析日本及沦陷区经济情报。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斯继唐留下了很多研究上世纪30年代中日金融战的第一手资料，《金城往事》书中的5幅文件影印稿，便是斯继唐对战时中日经济的研究分析。“在中国，与武力战同时进行着的中日货币战，是划时代的大事件，值得我们在货币史上大笔特书。”这句出于斯继唐1939年所著《中日的货币战》的论断，被印在了《金城往事》的封面上。

“祖父的言传身教和他当初留下来的珍贵史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极大帮助，比如他带回来的日本30年代平凡社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成为还原当时日本社会生活的必备工具书。”斯培森说，《金城往事》这部小说的故事多是源于真人真事，一部分取自祖父的传教，一部分取自从业经验，还有一些则来自当时的中外金融大事件。

这是一本

金融实战之学

曾在银行、证券担任过管理者的斯培森，写起金融战算得上驾轻就熟。在《金城往事》中，期货、股票、贵金属、外汇、国债、地产等各场大战悉数演绎，以生动的情节展现了战火硝烟下，中日之间惊险紧张的经济抗战。

“《金城往事》的体裁是小说，在研究那段金融史的时候，我经常被数据背后的事实真相所深深打动”，这也就是他把作品从一部民国金融问题研究，写成《金城往事》的动力，“要令专业方面的书籍，能够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并感觉到震撼。”在书中，数场金融大战都体现了经济争夺的波谲云诡，而“风险”与“时局”促成了小说里难以预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智力争夺。而构成金融战细节的种种桥段都是作者经过反复雕琢，没有任何前人使用过，有很多是不传之秘。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是中国经济命脉和中央财税收入的核心所在。全国工业净值的六成在上海，四行二局构成的国有金融体系总部均设在上海。而“九一八”后东北沦陷，上海海关就成为了中央政府收入的主要税区。一座城市的经济与中央政府如此休戚相关，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罕见。

“从经济战的角度说，破坏上海经济就是破坏民国抗战实力，上海乱则民国乱。而日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军事、政治侵略之外，以上海经济为打击对象，以达到扰乱中国经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4和1935年的二次张北事件、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1936年的绥远抗战、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一连串恶性事件，民国金融市场相应强烈震荡，诱发了地产崩盘、银钱风潮、白银风潮、公债风潮等一系列金融剧变，成为金融市场研究的浓缩样本。

斯培森说，《金城往事》并不是金融教材，而是实战之学。金融教材讲的是数学，金融教材的问题是把风险量化、绝对化，由于未来的特点是变化，是不可知，把不可知的东西计算进现价，再精密的模型也等同于猜测。在第一章棉花大战中，李杰华凭借实战经验战胜了趋势派的朱逢正，当高涨的棉价由于大萧条造成了国际倾销而走低时，他的结语便是：“我不能预知未来的事情，更不懂得如何把不可知的未来折算成现值，但我相信多和空都有占上风的时候，不过，仅仅是一时！”这是作者籍主人公之口表达的金融观点。

用史实书证

民族精神

应该看到，小说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的胜利骨子里是民族精神较量的胜利。个人求学问、做事业、服务社会、承担兴亡，其忠诚、正义的道德内涵，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写实，不是揭露讽刺等一套流行的东西，但是，这些精神追求却为史实所证明，用真实的历史和事例反对流俗的观念，比干巴巴的道德说教要有效得多。”

《金城往事》采用了大量的史实，也描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对此斯培森认为，文以载道，并不是要求文学作品美化现实，而是要求作品能够忠实地反映现实，要求创作者向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如实地介绍中国，既不夸大丑恶现象，也不抹杀人性光辉。大敌当前，信心不足的人会当汪精卫，但是还有更多的张自忠、谢晋元，“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励精图治的人才会发现，卧榻之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邻国，并不尽是坏事。”斯培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