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特/漫画

在优质学位资源相对稀缺、教育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复杂而精密的积分设计，无疑在透支着人们寄于政策之上的公平想象。毕竟，政策设计再如何精妙，也不可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多人”，这也是积分入学的“技术极限”

随着时间进入2014年3月下旬，深圳迎来“小一、初一招生季”，无论是“小一入学”、“小升初”政策，还是网上预报名，各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今年也是“积分入学”政策在深圳全面推行的第二年，各区根据各自人口结构、学位分布等特点，对积分细则进行了微调和优化。

从各区公布的小一招生方案来看，积分入学政策在大的原则上没有变化，只是对分类方法和积分项做出微调，体现了政策倾向的变化，或则倾向于户籍，或则倾向于房产。比如南山区，主要对房产和户籍权重进行微调，户籍权重比去年加10分，住房权重比去年减10分。2014年的积分入学政策，可以说是在兼顾各方诉求之后的一个折中方案。

如果将优质学位资源视为一块蛋糕，根据积分入学政策调配学位资源，则不啻为“分蛋糕”的行为。在优质学位资源相对稀缺、教育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复杂而精密的积分设计，无疑在透支着人们寄于政策之上的公平想象。毕竟，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分蛋糕”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做大蛋糕”才是一个发展问题、改革问题。政策设计再如何精妙，也不可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多人”，这也是积分入学的“技术极限”。

譬如排队买票、选座位

如果说深圳的“1+5文件”是“外部门槛’，限制了公办教育普高学位向“打游击”的外来人开放；积分入学政策就是”内部门槛”，限制区与区之间的择校现象。

作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王梅比照今年和去年的积分入学政策，发现变化不大，仍是在类别优先的基础上按积分做出排序。根据义务教育阶段的“就近入学原则”，在学校报名地段购房者，理所应当享受该地段的学位资源，与其说这是一个公平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先来后到”的问题。

根据王梅对各区政策做出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区都在优先保障本区户籍与学区内购房者的权利，这源于国家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与公共服务挂钩，地方政府优先保证公共服务覆盖户籍人口。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户籍和福利也在逐渐松绑。“然而，松绑不等于没有门槛，房产、社保、居住年限等因素正在成为新的门槛。如果说深圳的‘1+5文件’是‘外部门槛’，限制了公办教育普高学位向‘打游击’的外来人开放；积分入学政策就是‘内部门槛’，限制区与区之间的择校现象。”

用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谢志岿的话去形容积分入学政策，就好比排队买电影票、选座位，多花钱或排在前面，都能选到一个好位置。只要优质学位资源是稀缺的，就难免分出一个三六九等。

在中联二手房研究院总经理肖小平看来，积分入学政策，起码是在努力做到没有争议，包括让标准客观化、让流程透明化。“从各区的积分制度不难看出，在学区内购房者均是积分最高的。有人说，这是政策‘嫌贫爱富’，我倒不这么看。如果户口权重大于房产权重，想必又会滋生挂靠户口的乱象，房产证明却很难去造假。”

政策效用递减与“新的教育藩篱”

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实行积分入学政策等于限制了穷人放纵了富人，蜕变为新的教育藩篱。

深圳之所以面临学位分配难题，在王梅看来，根源在于教育发展不均衡，在一些地方集中了优质资源，在另一些地方却很薄弱。深圳总的学位供给量（包括公办与民办），基本能够满足需求，问题在于民办教育处境尴尬，学生家长排斥民办教育。不从根本上缩小公办、民办差距、实现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其他政策手段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熊贤君同样认为，学位分配难的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优质教育资源在一些区域集中，在一些区域却很薄弱，配合就近入学原则，形成难以突破的教育藩篱。积分入学政策再如何周全，也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而且政策效用一直递减，作用已然发挥殆尽。

然而在现实中，就近入学原则也只能限制一部分人，放纵另一部分人。正如肖小平所说，对择校的限制看似严苛，实则存在操作空间，比如购买名校所在学区的“学位房”。一些家长之所以在高价位不惜一掷千金购买小户型，不为使用，就是为学位，这类房子未必适合居住，溢价却很高。

这一现象，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高天明形容为“有钱人提前布局，没钱人一筹莫展”。“有些人坐拥几套房子，有多个学位可供选择，有的学区甚至成为铁板一块的‘富人区’。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实行积分入学政策等于限制了穷人放纵了富人，蜕变为新的教育藩篱。”

“出身论”是现实，是托词？

过于强调学生出身对办学的影响，是教育者无能的表现，等于放弃了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和教育。

肖小平认为，“教育发展不均衡”在现实中并不易于破解。“即便将名校师资空降到薄弱学校，难道就能办出名校的水平？一些学校师资、硬件并不差，之所以办不好，原因主要在于生源差。家长煞费苦心从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可以说是‘现代版的孟母三迁’。”

谢志岿同样对“教育均衡化”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学校质量主要取决于生源质量，如果学校所处片区的家长不重视教育，即使由最好的老师来教，学校办学水平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归根到底是片区人口结构决定了教育质量。

一则反对“出身论”，一则承认生源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办学基础——熊贤君认为，过于强调学生出身对办学的影响，是教育者无能的表现，等于放弃了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和教育；然则，生源对教育的影响又确乎存在，教育主管部门应合理调配生源结构，以免出现单一的生源结构。

除了调配结构、优化生源，王梅还寄望于深圳不久将启动的“全市首批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我期待‘意见’尽快出台，交流的时间不宜太短，毕竟学科建设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成绩，校长走马灯一样的更换，也不利于办学特色的形成。”

效益的损失，公平的胜利

义务教育应坚持“公平第一，效益第二”的办学原则。围绕这一原则进行改革，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拉平”，势必影响所谓的“名校效益”，然而“效益的损失却意味着公平的胜利”。

面对积分入学遭遇的政策瓶颈以及“有钱人提前布局，没钱人一筹莫展”的现象，熊贤君认为症结全在于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为保障公平而制定的政策反倒剥夺了多数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义务教育既非选拔性教育，就不应被分为三六九等。首先，政府要保障义务教育的质量，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不被认可，是政府的责任；其次，政府应引导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

熊贤君以香港的义务教育为例，阐释何谓均衡化发展与特色化办学。“在香港，学生入读教育行政部门创办的学校，可以预先获得‘教育券’，持‘教育券’即可到任何一所公立学校读书，选择权给了学生和家长，从而倒逼学校保证教育质量；在香港，也有11%的人宁肯不要‘教育券’，他们只想去私立学校，因为那里有好的环境、好的师资和好的传统。公立学校的质量得到保障，水平大致均衡，私立学校办出了特色，吸引那些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前来入读。”

熊贤君觉得，义务教育应坚持“公平第一，效益第二”的办学原则。围绕这一原则进行改革，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拉平”，势必影响所谓的“名校效益”，然而“效益的损失却意味着公平的胜利”，值得为之做出改变。

由“名校崇拜”回归“多元常态”

我们以分数高低筛选出所谓“好学生”和“坏学生”，使他们分而处之，造成了单一僵化的局面。

谋求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莫不是向所谓的名校看齐，用模子制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复制品？高天明正是基于这一层考虑，建议义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还要结合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即改造关于“何为好学校”的评价标准。

在高天明看来，我们之所以还在追捧名校和重点，源于办学没有特色。我们所谓的“特色”，诸如艺术特色、外语特色、体育特色之类，并非真正的特色。整个义务教育体系，应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既有保障教育质量、满足普罗大众需求的学校，也有满足小众需求的特色教育。

“在现实中，人们有意将‘好学生’和‘坏学生’隔离开来，并大谈‘出身决定论’，正暴露了自己对教育的无知。与此相反，西方教育恰恰着力于营造多元氛围，认为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学生混处，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世界、民族以及人的认知；而在内地，我们以分数高低筛选出所谓‘好学生’和‘坏学生’，使他们分而处之，造成了单一僵化的局面。如果让菜农的孩子和公务员的孩子混而处之，想必有益于孩子形成健全的人格。”(晶报评论记者 魏鼎/文)

他们提供观点

王 梅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谢志岿 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肖小平 中联二手房研究院总经理

熊贤君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

高天明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