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8年四、五月间，中央曾经派出几个考察团分别到欧洲、东南亚和港澳地区访问考察。赴港澳地区的考察团返回内地路过广州时，向我父亲建议把毗邻港澳的宝安和珠海，升格成地级市，这样由省上直管，便于开展出口加工和对外贸易，这与我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但要同时将两个县升格为地级市，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父亲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这件事情居然不到半年就办成了。在向中央提出撤县改市的方案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张勋甫和方苞等同志向省里建议，将宝安改名为深圳。理由是深圳因紧靠香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而“圳”字从字面上解释为田中沟渠，有水有田，寓意也很吉祥。

1978年12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省委、省政府提议，将宝安和珠海升格为地级市。此举意义十分重大，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设立经济特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经我父亲提议，省委作出决定，由张勋甫和吴健民分别出任深圳和珠海市委书记。选张勋甫同志任深圳市委书记，是因为此前由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就是由他带队前往宝安和珠海调研后起草的。为了协调省与市的关系，省委决定让他继续兼任省计委副主任。

改革开放初期是一段只争朝夕的岁月。

从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上报宝安撤县改市，仅两个多月就得到批复，而从撤县改市到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回到广州后，我父亲于1979年1月8日主持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总结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我省毗邻港澳，对于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批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段讲话为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争取“先走一步”，作了思想上的动员，也使深圳、珠海两地干部群众深受鼓舞。

三

深圳市刚成立，张勋甫、方苞等市委领导就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开始描绘未来深圳的蓝图。为了落实省委的指示，尽快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上去，他们向省委提出在深圳搞一个“先富区”，决定将边境地区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这个“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确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深圳是广东最早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之一。为了确定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心，张勋甫同志带领市委一班人在一片荔枝园边选中了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办公地，在当时的乡间小道上，规划了60米宽的城市主干道。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比香港更高的城市建设起点。

在听取张勋甫等同志向省委所作的汇报时，我父亲指出，深圳将来不仅要建成外贸出口基地，还要大力吸引外资，全面发展，尽快建成一座现代化城市。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父亲是中南组会议召集人，王全国同志在小组会上按照省委决定，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提出体制改革的建议。我父亲不失时机地插话补充，希望不仅要决心改革经济体制，也要改革行政体制。4月17日，我父亲在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小组负责人汇报会上，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汇报时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我父亲还专门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谈到广东省拟在深圳、珠海设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但如何定名还有争议。小平同志对我父亲说，还是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不是就是特区吗？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平同志与我父亲的这番对话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相识的时候，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我父亲当时为延安把守着“南大门”也称“关中特区”。当时的关中特区与国统区犬牙交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小平同志在我父亲主政的关中特区所在地桃曲园驻扎过一段时间，对此印象深刻。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可以“先走一步”，“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批准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立“出口特区”。不久后，谷牧副总理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东，起草关于经济特区的有关文件。就设立特区的诸多问题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磋商。参与起草这份文件的除了谷牧副总理带来的工作小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以及刘田夫、王全国、范希贤、曾定石等人也参加了修改。经过近一个月艰苦细致的讨论修改，这份凝聚着改革勇气与智慧的文件终于定稿，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设立经济特区的50号文件，经济特区的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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