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关照
赵晓山最先表达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是在今年1月底的市政协会议上，当时距离深圳落实“全面二孩”刚好过去一个月。
身兼政协委员和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二职，他在会上为即将到来的高龄准二孩妈妈潮振臂高呼。“符合政策的60后、70后已成高龄产妇，她们面临和一般育龄产妇不同的风险，应该有更多的举措来关爱她们。”
他提案建议政府加大投入，为高龄二孩产妇提供免费的产前筛查，同时增加更多产前诊断、产中优生优育和产后健康恢复服务，给予高龄二孩产妇更多生理上的关怀。
不久后的种种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十分必要的。在市卫计委公布的2016年度死亡的孕产妇中，高达52.6%没有做到基本的产前保健。“很多高龄孕妇生第一胎时很顺利，认为有经验了，第二胎不需要做太多检查，”姚吉龙这样解释多数高龄二孩孕产妇轻视孕产检的原因。部分有妊娠合并症、危重症的孕产妇没在专业的大医院治疗，或是因为转会诊通道不畅，错过最佳抢救时机。
忽视产检危及的不仅是母体，还有胎儿。张秋娟前不久就接触到一个。那位孕妇没有定期检查，想凭头胎经验养胎。到26周的时候，孕妇突然感觉没了胎动，到医院检查，发现已是死胎。
这些没做孕产检的孕妇，除了部分是缺乏保健意识外，还有的受限于经济困窘。“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来，深圳每个季度会召开深圳市妇幼保健医院院长季度例会，各妇幼保健院院长、各区分管妇幼业务的区领导参会总结每季度孕产妇死亡率和死亡原因，研寻应对方法。通过例会，姚吉龙发现今年度的19例死亡孕产妇中，有2例危重孕产妇因为费用负担没能住院或放弃治疗。
“应该加大‘降消’项目的免费以及减免政策宣传。”他向深晚记者表示。
姚吉龙提到的“降消”项目，是指国家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而投入经费实施的卫生项目。具体在深圳，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市、区财政对孕产妇产检和住院分娩补贴生育保险、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和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经费。从2012年开始，全市常住人口可享受免费婚前及孕前检查。针对“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儿发病率上升问题，市财政从今年开始每年安排2903万元经费，以80%的比例补助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等四种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的检查。
深圳对于孕产检的财政投入对比全国处于领先的位置，不过正如赵晓山所担忧的，“全面二孩”后高龄孕产妇需要的关照已经超出了现有政策的补给。例如基因检测，政府的补贴只涵盖几种常见疾病的检测，而现有检测范围已扩大到了几十种，剩余需要自费的部分价格不菲。
一个人的战争
叶子有些后悔怀第二个孩子了。
前阵子关于明洋的报道确实把她吓得不轻，更何况她39岁了，比明洋还大了好几岁。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两个月了。算是意外的惊喜。她和丈夫等“二孩政策”等了好久，年初一放开，他们就开始很认真的备孕，但过了四五个月也没怀上。慢慢地，两人忙工作把这事忘得差不多了，叶子突然发现月经不正常，一查，有了两个月的孩子。
她把那种介乎意外与惊喜之间的情愫描述为“晕晕乎乎的开心”，开心得似乎不太纯粹。
事后，她才一点点明白过来，到了这把年纪再怀孕，很难像年轻时候生第一胎那样一往无前了。
先是家庭年收入破百万的朋友同情她，就你这点收入还敢加入到生二孩的大军？朋友生了三个孩子，每个月培训费八千。为了照顾孩子和起居，还请了一保姆，月工资六千。再加上一家吃穿用住，月开销得好几万。
而叶子和老公只是事业单位里头的普通员工，哪敢轻易请月嫂和保姆。连父母也劝她别生，一则担心她年龄大了有危险，二则父母七十多岁了，高血压、糖尿病自顾不暇，很难搭把手帮忙。
叶子心里不服气，想着活一辈子，有两个孩子也不算多吧？既然怀了，再怎样也要把他生养好。
不过，最让她担心的是工作。怀孕了，工作上肯定无法像以前那样使劲，而单位最近在裁员，老弱病残孕肯定首当其冲。她很怕被歧视。
每天中午食堂午餐的时候，几个中年男女坐一起，“生还是不生”就能成为一个话题。她有些自嘲：怀第一胎的时候收到的都是祝福，现在收到的都是担忧。广大吃瓜群众要么是先表示祝福再表示担忧，要么就先担忧再祝福。没聊上两句，问题就会回到“生了以后谁给你带呀？”“你还上不上班呀？”
一位年纪跟她差不多的同事也怀了个二胎，偷偷去香港检查，发现是个儿子。回来后，那位同事一个晚上没睡着，因为头胎也是儿子，想着以后压力得多大。
另一位女同事，老公很有钱，她自己在单位也是中层干部。即便到这个地步，她还是认为没钱没精力，坚决不生。
叶子忍不住想，到了这个年纪再怀二胎实在太尴尬。人到中年，原本事业、家庭稳定，可以谋划一些事，但“二孩政策”一放开，内心蠢蠢欲动，原本的平衡都被打破了。
她还觉得，自己这个二孩准妈妈当得没尊严。进医院人挤人，说不好生完孩子没病床，得架床躺走廊上。父母不支持，朋友不看好，还可能被上司歧视。“生孩子成了我一个人的战争。”
转型阵痛
有了不少顾虑后，叶子很希望这么一件事发生。
她的邻居去俄罗斯旅游，导游介绍说在俄罗斯，生孩子多的母亲会获得由政府颁发的“光荣父母奖章”，并享受延长产假、生育奖金等福利。
叶子盼着这样的事也能落到她头上。不说奖励，如果能给夫妻一方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那也是一桩美事。
在思索这件事的不只是叶子。人口学者何亚福在《新京报》上发表评论，认为要提升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需要出台更多有利于育龄夫妇的政策。例如，个人所得税改为按照家庭征收，对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再如，国家承担部分产假和陪产假的用工成本。
何亚福做出这一建议的根据是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鉴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比2014年下降了0.23。也就是说，2015年，每个家庭平均只生了1.047个孩子。
这个数字令人惊讶。
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第一年，单独夫妇的生育意愿集中释放使得当年的生育率晋升到了2010年~2015年的最高峰。“单独二孩”实施第二年，生育率下降了不少，那“全面二孩”的热度传递一两年后，生育率是否也会下降？
于是何亚福提出了政策鼓励一说。
中国是不是真到了需要鼓励生育的阶段？这一问题在学界尚处于讨论阶段。
于长江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据他观察，官方并没有叫停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自由生育，只是从“一孩”放宽到“二孩”。中国距离俄罗斯人口负增长的国情尚远，鼓励生育一说不太贴合现状。
“这群人，没办法，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于长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叶子她们这一代所做出的牺牲。
“阵痛？”
“对，阵痛。”
从学术角度分析，于长江认为这是典型的政策转型期过渡状态。非正常，但是既成历史事实的遗留。等三五年过去，高龄的这代人将被年青一代所轮换，生二孩也将回归为年轻人的事。
“但不能因为是政策过渡期就不正视这些问题。对于受影响的个体而言，这是改变一辈子的事。”
倘若把目光放得更久远，至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观照：在把生老病死这类非常个人化的行为纳入公共议题前，后来者需要有更周到、更前瞻的慎思。
（文中孕产妇明洋、叶子为化名）
（深圳晚报记者 刘姝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