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万元经费仅2万多元用于全年项目

时值2016年，深圳社工赵女士似乎陷入“流年不利”的怪圈：不仅因财务款项和老东家深圳市癌友康复互助会（以下简称“互助会”）撕破脸并被结束工作合同，身体状况也因此事急转直下不得不在家休养，“为了这事我已经4个月没睡过一个好觉了。”社工赵女士用手揉了揉太阳穴，满脸疲惫。

事情经过究竟如何？近日，社工赵女士专程来到深圳晚报，向深晚记者还原了这桩“糟心事”的前因后果。

起因：社工拒绝违规报销 疑遭会长“报复”

2015年3月，社工赵女士进入互助会负责项目的开发实施工作，同年8月经过理事会认可，被推举为理事副秘书长，因为工作勤奋努力，她受到了癌友们的普遍称赞。她说，这是对她最大的认可和鼓励。

2015年12月初，互助会会长罗女士突然告诉她有笔近2万元的项目款要作为工资补助领出来。尽管罗会长本人也曾在项目款中领取补贴，但她认为“自己并没参与项目实施不方便签字”，于是希望由社工赵女士将2万元作为活动经费报销，并将提取的现金给罗会长。

“我当场就拒绝了。”社工赵女士表示，且不说这笔钱该不该由会长拿，借自己的手领取现金性质非常恶劣，有挪用公款及贪污的嫌疑，“我肯定不会帮她这么做，没想到此后我便遭到了报复。”

没过几天，社工赵女士一手策划、起草、负责的社区项目获批，而罗会长接到通知后，瞒着她参加了答辩会并将项目负责人由社工赵女士改成自己，“我找她对质她才说，我是初级社工不合适，项目要找两名中级社工。”社工赵女士气愤不已，项目由自己撰写并跟进，会长一不高兴就踢自己出局，不给一纸通知也不开理事会，“把互助会当做自己的私家公司，真是公益组织的悲哀。”

为此，社工赵女士将此事和理事会做了汇报，在和理事们沟通时她才发现，机构每开设一个常规癌友培训班要给罗会长支付1200元开单费，机构每月还支付她3000元交通补贴，“加上每月5000元工资，大家才知道天天哭穷的人其实收入最高。”而理事会希望罗会长将近几年财务公开时，她则每每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适，要找人接替会长职务，或者直接让互助会关门大吉。

当事人回应：缺乏运营经费 组织运作困难

对此，罗会长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切都是她捏造的，这是完全不存在的！”她愤愤不平地说。罗会长今年80多岁了，也是癌友之一，“整个互助会除了社工以外都是癌友，大家相互抱团。”

罗会长告诉深晚记者，自互助会成立以来，资金一直筹措困难。为了筹集资金，她也曾多方奔走，但由于年纪大，加上无法提供可复制的公益产品，无法有效吸引出资方关注，最严重时互助会甚至连办公场地都无法租赁，差点关门倒闭。

据了解，目前互助会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爱心人士的募捐，“不多，有时候1万多元，有时2万多元。”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所承接的防癌讲座进社区项目资金。

“互助会本来就缺乏运营经费，社工和我的补贴只能从项目经费中出，不然机构怎么维持下去呢？”罗会长告诉深晚记者，在社工赵女士指出她不应挪用项目经费后，她已主动将“不当所得”捐赠给了机构，并提供了收据。而对于“穷机构养了个富老板”，罗会长尤其觉得冤枉，“我住龙岗，理事会觉得我每天奔波辛苦，特此同意给我的额外补贴，哪里错了？”

“一个项目14.5万经费，两人的工资和补贴就要11万元，扣除其他各项费用，只剩下2万多元做全年项目，项目质量怎样保证？”社工赵女士对这点尤为不满。

根据项目中期评估报告显示，互助会今年的防癌讲座进社区的项目质量不高，社区居民已多次投诉，“没钱请专家，就让癌友自己上台分享。原本说好的防癌讲座最后成了自己与癌症的抗争史，完全偏题了。”社工赵女士说，做公益项目怎能如此糊弄人，如此糊弄政府？

记者调查：财务管理混乱 缺乏有效监管

双方各执一词，而事情真相如何？深晚记者采访了互助会的一些工作人员。

互助会副会长杨女士告诉深晚记者，由于缺乏资金，互助会只有会长和社工两人领取工资。会长的工资来自互助会的资金，社工工资由项目费用支出。

“去年项目结束了，机构便没钱请社工了，于是解除了和社工赵女士的合同。”她个人认为，此事并非会长恶意报复，终归原因是“机构穷”。

机构穷是一方面原因，管理混乱也是一个因素。“所有职位都是癌友担任的，身体好的时候他们能帮上一点忙，身体差了，事情就给会长做。”杨副会长告诉深晚记者。而据社工赵女士透露，在过去的一年间机构甚至连出纳都没有，“出纳、现金、公章都由会长全权把控，严重不符合财务管理制度。”

管理如此混乱，理事会为何无动于衷？社工赵女士也非常委婉告诉深晚记者，理事们也是癌友，“五六个理事，还有秘书长、副会长都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她说，事情捅出来一个月后，秘书长找她谈话，希望她能将已交给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投诉撤回，“秘书长也是癌友，她担心事情捅出去之后，互助会要关门。”

律师说法

建议出台更多监管和沟通举措

某些公益机构管理混乱、财务缺乏透明，在圈内并非个案。而对于这些“不能说的秘密”，也不时有社工、公益人向记者报料和吐槽，内容多集中于挪用项目款项、拆东墙补西墙、走形式应付考核，或者以照片虚报并不存在的活动骗取经费等。无独有偶，去年11月左右，宝安区某社工机构多位负责人就因涉嫌侵占公款被带走调查，至今未出结果。

对此，深圳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国梁表示，以他人名义领取财务，此举确实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这笔钱不能以虚报名义，变现拿到口袋中。”他说。而在具体操作中，会长实际上身兼数职，则说明互助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缺乏相互监督的机制。

“深圳有相关法律规定，这些社会组织也有主管部门，每个社会组织都要通过年检，还要提交会计报告，接受审计监督。”刘律师表示，当前的法律是健全的，最核心是因为内部治理结构出现问题，而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部门也应该保持动态的监督，并非等撕破脸了才开始介入处理。另外，社会组织还应在信息公开方面加强自我建设，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处理。（深圳晚报记者 陈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