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胜诉率不足一成但逐年升高

深圳探索建立行政诉讼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域管理相分离机制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文简称“行诉法”）将正式实施，有望改变“民告官”胜诉率不高的窘境。新修订的“行诉法”围绕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问题，在强化司法监督、权利救济、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等方面，作了重点修改完善。

行政诉讼案件俗称为“民告官”，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来看，近3年深圳“民告官”案件数猛增，“民告官”胜诉率虽不足一成，但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其中行政不作为类案件占全部胜诉案件的五成。新修订的“行诉法”不仅为老百姓打开了一扇“立案”大门，也对政府部门规范化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案例

餐厅老板曾被强制戒毒 两告市人社局最终落户深圳

2015年1月初，有强制戒毒经历的餐厅老板陈欣成功入户深圳，成为“民告官”胜诉的典型案例。

据了解，2012年4月，深圳开始实施《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暂行办法》，积分入户再无名额限制，只要积分达到100分通过审核后均可以入户。根据积分办法统计，陈欣的总积分达到126分，符合入户积分标准，但他两度申请积分入户均遭到拒绝。2012年10月，市人社局发出通知书称，“陈欣不符合积分入户条件，不批准其入户”。

对于陈欣不能落户深圳的理由，市人社局表示接到其入户申请后，向深圳市公安局核查，警方回复称其有违法犯罪记录。《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六款规定显示，申请积分入户的外来务工人员应“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及活动，无劳动教养及违法犯罪记录”。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2007年他因为吃摇头丸曾被福田八卦岭派出所强制戒毒6个月。陈欣的律师认为，强制戒毒只是一种教育措施。

2013年3月，福田法院一审认为，市人社局应进一步向市公安局核查具体违法犯罪记录，而不能直接采信市公安局的核查结果，以该局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宣判后，市人社局与市公安局前往辽宁调查，当地警方出具一份证明再次显示，陈欣于2007年8月在深圳强制戒毒半年。市人社局因此认为，陈欣确实存在违法犯罪记录，按照规定不符合积分入户的条件。

2013年11月，陈欣又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在2014年11月作出终审裁判，认为市人社局在办理积分入户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违反了“禁毒法”第52条关于禁止歧视戒毒人员的规定，故判市人社局败诉并责令其重新处理陈欣的入户申请。

数据

“民告官”胜诉率不足一成 但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时代的进步，公民法治意识觉醒，维权意识的增强等一系列外部条件，使得“民告官”在深圳已经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市中院负责行政庭的何庭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告官”案件被告分布领域广泛，但数量分布相对集中。近年来，市场监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规划国土、公安、城市管理等5家行政机关的案件约占全部案件的80%。此外，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数远高于其他区法院，位居全省基层法院第一名，这主要是因为市级行政机关多集中于福田区。

根据市中院的一份统计数据可知，2012年全市审理行政案件数达2531件，行政机关败诉率达6.8%。2013年，全市审理行政案件数达全市3840件，行政机关败诉率达8.5%。而2014年，仅市中院审理行政案件数就高达4809件，超过2013全市审理行政案件数总和，行政机关败诉率达到9.85%,各区法院数据尚未统计。

针对备受诟病的部门一把手缺席审理现场的情况，记者从市中院了解到，目前福田、罗湖、盐田和宝安4个区均实行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罗湖区法院在2014年已开庭审理的涉区属行政机关诉讼案件中，行政首长应当出庭的案件数为22宗，实际出庭应诉12宗，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54.5%。

调查

当事人实现诉讼目的撤诉 客观降低了“民告官”胜诉率

深圳行政机关为何败诉率不高？记者从市中院了解到，有两点因素占有主要影响力：一是深圳经过多年法治建设，依法行政水平较高，执法总体较为规范。二是当事人实现诉讼目的后主动撤诉，在客观上也降低行政机关的败诉率。

撤诉具体情形多种多样，有原告主动接受具体行政行为（含未缴纳诉讼费）的；也有通过法院协调，行政机关认识到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或瑕疵，主动改变行为的；还有行政机关虽未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但通过协调让原告得到额外补偿的。

2013年，经深圳各级法院协调，原告撤诉的行政案件共937宗，占全部生效案件46.9%，略高于全国同期协调撤诉率41.9%。需要说明的是，937宗协调撤诉案件中，有752宗涉及市场监管部门，占协调撤诉案件总数的80.3%。原因之一，是出于维护商誉等因素的考虑，被举报投诉的销售商家补偿了举报投诉人，当举报投诉人获得补偿后，通常做出撤诉行为。

意义

民告官助推政府部门提升执政能力

深圳“民告官”案件近来出现激增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市民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规范化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及与行政相对人密切相关的各种程序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民告官对于推进政府部门在执政能力上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深圳市中院出具的一份《深圳市行政审判工作报告》，分析了2013年行政机关败诉的171宗案件，其中因行政不作为而站上被告席位居多数，占全部败诉案件的56.7％。认定事实不清类败诉案件有40宗，占全部败诉案件的23.4％。适用法律错误类败诉18宗占比10.5％，程序违法类败诉16宗，占比4％。

记者从市中院了解到，行政不作为类案件数量较多，但产生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在处理举报申诉事项时，未依法全面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导致败诉。有些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行政服务意识不足，对当事人提出的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及时处理并反馈，从而引发争议。在陈某某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分局案中，市场监管部门针对陈某某提出的举报，仅就举报调查的情况和过程作出书面回复，未将最终调查处理结果告知。在此情况下，市场监管部门属于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构成行政不作为。

2015年3月，市中院发布28项改革内容的重点改革规划，提到了“民告官”案件的异地审理改革，探索建立行政诉讼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域管理相分离的机制。原来由各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将逐步集中到盐田区人民法院管辖，原由盐田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由市中院提级管辖。

长期从事行政诉讼的律师梅春来认为，行政案件交叉管辖，地方行政部门请托说情进行行政干预的难度增大，有利于法院独立审判。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章剑生对新修订的“行诉法”解读：“两个最大亮点，是加强了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度和提高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深圳晚报记者 伊宵鸿 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