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旨在推进教育均衡化的举措，校长教师轮岗所瞄向的均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均衡？难道是通过推行轮岗制，将所谓名校的管理模式和教学模式移植到薄弱的学校，进而复制出更多的“名校”？
近日，深圳市政协第三期委员议事厅召集政协委员、教育专家及教育部门领导，围绕“小升初”问题展开讨论。有委员表示，深圳之所以存在“小升初”择校难题，源于优质学位相对稀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针对这一现实，深圳正在着手制定优秀校长教师轮岗制度，从而打破名校师资垄断。
围绕这一政策，包括家长、教师和专家在内的各方人士，可谓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人们基于学生成长、教师发展与学校生态等多重考量，评价校长教师轮岗的利弊得失；一方面，人们着眼于内地特殊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展望这套已在国外实施经年的机制一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必将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境遇。可以肯定的是，一项旨在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的举措，在正式落地之前，有必要追问教育均衡化的标准是什么？是沿用旧标准还是引入新标准？从而决定是否还须配合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
政策将遭遇“水土不服”？
作为最早实行教师轮岗的国家，日本的教师流动通常以物质条件为保障，用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通州市二甲中学原校长凌宗伟的话说，无任何后顾之忧。“不解决吃住行问题，谁愿意流动？我们这里去年实行小比例的教师轮岗，到底让谁去呢，校长稍稍处理不慎，就会‘引火烧身’。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局面，有的校长为了摆脱干系，用抓阄的方式决定轮岗人选。”
同为中学校长，深圳梅山中学校长王云虎着眼于中日教育体制的差别，认为这项制度将在内地遭遇“水土不服”。“比如教师由一所学校流向另一所学校，编制问题如何解决？在计划体制下，教师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编制有一定限额，这很难满足教师轮岗的要求。”
正是出于对内地教育制度的顾虑，深圳市政协委员、高级教师朱克恒预言，轮岗制最终将蜕变为一种轮替的游戏，就好似“转圈圈”。至于那些优秀教师的轮岗，如果学校不肯放，该机制根本无法启动。
作为“语文味”教学流派创立者，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程少堂认为，轮岗对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大有好处，因为可以经历不同的教育情境，然则校长的轮岗却没这么简单，考虑到内地学校有明显“人治色彩”，且学校的好坏与校长的关系极大，校长频繁轮替将对学校文化造成负面影响。
轮岗形成的“文化断层”
考虑到校长轮岗可能为学校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程少堂建议，校长轮岗到一所学校，工作重心应放在制度建设和团队建设方面，“然而谁知道呢”，程少堂话锋一转，“即便前任校长建树颇多，继任者又认不认账呢？会不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评估校长轮岗制的成效，还要看轮替的几任校长共同为学校积淀了多少制度和文化。”
凌宗伟以切身经验道出何谓“一任校长一任主张”。凌宗伟曾在二甲中学推行“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核心是 “今天第二”，价值取向就是着眼于人的生命生长与丰润。这种文化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形成，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方可实现。然而新校长一朝上任，便将这些做法全部推翻，形成了学校文化的断层。
“在我看来，一个校长最好在一所学校呆一辈子，通观中西方著名教育家，无不如此。当然，学校的其他人员可以流动，而校长往往决定学校的价值取向与办学理念，这些大的方向和思考必须是相对稳定的，需要一代代人的耐心经营和保护。”
为凌宗伟所屡屡提及的“学校文化”正对应于朱克恒所强调的“学校生态”。所谓学校生态，据朱克恒理解，即是学校的人文环境、教师队伍合作、各级管理人员的磨合等因素共同组成的系统。校长教师轮岗之所以造成文化断层，源于行政干预的“这只手”太强，如同闯入原始密林的盗猎者，全面破坏了森林的生态。
回归教育本身的评价
作为一项旨在推进教育均衡化的举措，校长教师轮岗所瞄向的均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均衡？难道是通过推行轮岗制，将所谓名校的管理模式和教学模式移植到薄弱的学校，进而复制出更多的“名校”？
正如教育学博士后、英国兰开夏大学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深圳大学副教授高天明的犀利洞察，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要通过推行轮岗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而家长却希望借此机会提高子女所在学校的升学率。到头来，这项政策也许将成为整个社会对应试教育的又一次回归。
正因为要撇开社会和家长对教育均衡的旧式理解，高天明认为有必要回到教育本身，即教育的三个基本要素：学校、教师和校长。“我们谈教育，不能仅仅去谈学生的成长，同时还要谈教师的发展，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只是为学生服务的教育。学生成长与教师发展之间从来都是互为条件、互相成就的关系。”
“而教师的发展跟学校的生态密切相关，没有后者也没有前者。学校生态表现为一种‘文化’，短短几年的时间（指轮岗），又如何在教师身上发酵呢？教师发展和学校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二者只有达到形神合一，才能对孩子施以教化之功。而推行教师轮岗制恰恰是在破坏学校的固有文化和生态，恰似强行将一棵树挖走并移栽别处，自然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高天明形象地说。
对现代性思维的批判
尽管有人对校长教师轮岗制寄以厚望，想像它是一条通往教育均衡的“终南捷径”，并为教育均衡设立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标准”，而社会和家长似乎并不买账。高天明用“教育的效能”一语道破社会和家长的心理，说白了就是追求分数和升学率，也是出于这一标准去为轮岗制喝彩叫好。
在高天明看来，教育的现代性思维不光表现为对升学率的追求，还表现为以“标准化生产”的方式大量复制教育产品。如果校长轮岗意味着管理模式的复制，教师轮岗意味着教学方法的复制，校长教师轮岗背后的现代性思维可谓“昭然若揭”。“而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教学不可复制，一种好的教学思想或教学方法，其孕育形成至少需十年以上的光景。”
与高天明所见略同，凌宗伟认为教育跟其他行业的区别即在于不可复制性，跟艺术倒有几分神似。因为教育面对的是人而不是器物，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遗传因素不同，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却不可能改变他的遗传因素。
面对社会和家长追求教育效能最大化的偏好，高天明认为政策制定者不能一味迁。“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教育被家长牵着鼻子走，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教育也毫无能动性、毫无希望可言。追求教育效能最大化，是一种现代性思维，我们既要立足于现代性又要超越现代性，对现代性思维展开批判。”
“静待花开会有时”
实行优秀校长教师轮岗制，据说是出于教育均衡化发展的考虑，对于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高天明自有一番系统的理解。
“何为教育公平？也就是教育机会的均等、教育资源的共享。《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是法律所保障的一种相对的公平；同时，教育公平和差异、个性并不冲突，差异性是公平性成立的基础，受到保护的个性能够更好地呈现公平。所谓教育公平是符合孩子个性发展的公平，而并非家长想像出的公平。”
在凌宗伟那里，所谓的公平和均衡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而差异性教育乃是最大的公平。“从生命成长的角度而言，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生长特点，所谓花开四季各有千秋。每个人的智能因素也不同，这导致每个人在不同领域的认知不同，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教育者只要明白‘莫疑春归无觅处，静待花开会有时’这一道理就好。”凌宗伟以诗意的语言结束了本次访谈。（晶报评论记者 魏鼎/文）
他们提供观点
凌宗伟 江苏省通州市二甲中学原校长
王云虎 深圳梅山中学校长
朱克恒 深圳市政协委员、高级教师
程少堂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高天明 深圳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后